一、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
　　正如80年代有关「信息社会」论的「热」是由计算机广泛应用带动起来的，自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的「知识经济」论之热，则是由计算机网络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起来的。当人们谈及，传统的农业经济及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有形资产起决定作用，而知识经济(knowledge-based econo-my）则是无形资产起决定作用，均应当想到：知识产权恰恰是无形资产的重要（或最重要）组成部分。
　　在知识经济中，商品生产「隐形化-。事实上，网络环境还使商品流通的一部分，也「隐形化」。例如，通过网络出售软件、多媒体、数据库等等，均已与传统的市场上出售有形磁盘、光盘等销售活动大相径庭了。知识经济必然，而且已经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全新的问题。而这些新问题，又集中在网络的应用上。
　　「知识经济」既然是与「工业经济」相对比而言的，那么它作为一种生产方式，主要是从生产力角度去定位的。如果主要从生产关系角度定位，它就不可能适用于世界各国的不同制度。事实上，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、资本主义国家，都不加任何前置词地谈论着「知识经济」并发展或准备发展这种经济。我国理论界从未使用过「社会主义知识经济」的提法，证明我们实际上是从生产力角度去谈「知识经济」的。
　　要发展（或准备发展）「知识经济」，就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。
　　马克思认为：生产关系不过是法律上反映出的财产关系（参看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（序言））。
　　与「工业经济」相适应的发达国家，一二百年来传统的民法体系中，物权法与合同法（其中主要是货物买卖合同）是重点。这是与「工业经济」中，机器、土地、房产等有形的物质资料的投入起关键作用密切联系着的。
　　为与「知识经济」相适应，20世纪末，一大批发达国家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（如新加坡、菲律宾等），已经以知识产权法取代物权法，以电子商务合同取代货物买卖合同，作为现代民法的重点。这并不是说，传统的物权法、合同法不再需要了，而是说重点转移了。这是与「知识经济」中，无形资产（如专利、技术秘密、驰名品牌）的投入起关键作用密切联系着的。
　　中国并不是不需要补上原来是缺陷的物权法、合同法等等，以适应正在进行的「工业化」。问题是重点应放在何处？这个问题，与经济理论界争论着的一个问题是有联系的：中国是否必须在全面完成「工业经济」之后，才可能向「知识经济」发展？其实，这个问题换一个问法就较明白了：中国是否必须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？中国科研与企业结合的典型王选，作了否定的回答。他在印刷技术上越过了两代，走在了世界前沿。
　　中科院开展以「知识创新」为重点的科研，也在事实上对上述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。他们认为在填补我国尚欠的「工业经济」之缺的同时，重点应转向发展「知识经济」或发展「知识经济」的准备。
　　法学界、尤其是民法学的研究也是如此。
　　中国诚然需要《合同法》。但全世界（包括中国）互联网与网上商务已迅速发展的今天，《合同法》总则中不足二百字的有关电子合同的规范，已显然跟不上实践的需求。在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澳大利亚、乃至新加坡等国早已把合同法研究重点转向电子商务时，我们的重点始终在有形物的买卖、保管等等方面。可能在几年内，就会在国内外的经济活动中，反映出《合同法》的立法意图并不错，但重点（在20世纪末）则错了。
　　中国诚然需要《物权法》。但国外无形财产所有人（盖茨）已列首富、国内外被评估价值最高的已大多是无形财产（「可口可乐」300亿美元、「红塔山」300亿人民币）「直接电子商务」通过网络买卖着大量无形文化产品的今天，可能在《物权法》出台不久后，也会反映出我们本应把重点放在无形财产的立法及研究上。
　　《证券法》诚然属无形财产立法之一（「股权」是重要的无形产权），但「知识经济」中最重要的，是知识产权一专利权、商标权、版权、商业秘密等等。
　　有人可能说：中国不是已经有了各项知识产权专门法吗？确实我们有。但那只相当于发达国家「工业经济」中、前期的立法，远远不能适应「知识经济」的需要，更不要说推动「知识经济」的发展了。中国的这种「有」，正像《合同法》中「有」的几条关于电子商务的规定。新加坡的一部《版权法》，比中国专利法、版权法（著作权法）、商标法加起来还要长五倍；菲律宾已随着法国把不同知识产权统一在一起而颁布了「知识产权法典」，中国的几部知识产权专门法则在「各行其是」；巴西知识产权法已把数字技术产生的新权利纳入，中国则尚未加以考虑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要求二十一世纪初，国际申请全部通过网络（即「无纸化」），中国专利、商标法则仍旧规定着如何填写纸张表格。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已远远跟不上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交往。立法的滞后与总体研究的滞后是相关联的。
　　在本世纪末及二十一世纪初，我们应当抓住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保护两个民商事立法重点；培养并吸引一批掌握一门以上外语、掌握计算机应用的法学人才；增加财力的投入。目的是使我国2010年前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时，不要使人们感到其中的民商法结构只与二百年前的《法国民法典》、一百年前的《德意志民法典》相当、或有所进步，而应使人们感到它确实是能够适应电子商务时代（或「知识经济」时代）的法制体系。
　　如果我们不从现在起就开展这种已不算太超前的研究，到2010年时我们肯定在民商法体系上就滞后了。
　　社会科学研究，不能把国际上已经滞后的内容作为重点（虽然也不可排斥这方面的研究）。国际上一百年前把研究有形财产的保护及流通作为重点，今天则把研究「知识产权法